说20世纪文学经典，由于尚未经过时空的检验，几不可能。更何况经典的评价总是随着时代的集体解读倾向和个人在各年龄段的鉴赏兴奋点而载浮载沉。回忆个人超过半个世纪的展卷，弃卷，再拂尘展卷的经历，说实话，对“经典”二字已感到有些困惑，因此迟迟不敢参加这场很有份量的评选活动。从30年代至今，随着学习、科研、写作的需要，在世界文学的长廊里徜徉思考，时而有所获，时而茫然，使我自知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并非那么直线上升，而是曲折起伏。但所欣赏的作品之间却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一种启发我对人性、人生、宇宙的认识有所展拓的作品。在30年代“世界文库”丛书问世，我第一次读到梵澄译的尼采的《查拉图斯托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大受震动。当时我的阅读热点是鲁迅与非左翼作家间的争论，那些犀利胜过刀尖的雅文使年轻人的神经异常紧张，而尼采为我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在一个更辽阔的空间里思考人类共同的问题。40年代在西南联大学习英诗的现代里程碑《荒原》，和冯至先生讲授翻译的里尔克歌德及他本人的《十四行诗集》涌现在我的文学鉴赏天际，同时也成为我终生迷恋诗歌和诗歌写作的一种主要原因。同时在小说阅读方面，英国的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V·沃尔夫的意识流作品、H·詹姆斯的早期短篇小说、J·葛尔斯华绥的《福塞特家史》、A·霍胥黎的讥讽味的小说和E·M·福斯特的《通向印度》的象征性的关于种族文化冲突的描写等等都对我进行了争取。这些小说当时留下最深的印象还是它们的现代主义视角与手法，补充了《荒原》所代表的诗歌现代主义。50年代在布朗大学当研究生时除了补英国文学自古英语的贝尔沃夫、中古的乔叟，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之外又深深陷入对17世纪以姜·顿为代表的玄学诗的迷恋；60年代在国内科研岗位上分工搞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偏偏逆前苏联的评价标准对被斥为消极的隐逸派的华兹华斯大感兴趣，而对所谓积极浪漫主义的拜伦却不认为那么“英雄”。华兹华斯的沉思与富哲理的观察，唤醒和呼应了我在大学时代对老庄魏晋玄学的天地境界的响往。80年代复课讲授文学史和莎士比亚时自然又燃起对莎翁的无限崇尚。但很快，出于好奇，涉入二战后美国诗歌的陌生领域的探讨，这就陷入至今难以自拔的关于后现代主义诗论与解构主义的研究。后结构主义的奠基人德里达使我恍然悟道当代西方文明正在从理论上走出固守的逻格斯中心论，和对“物”与“有”的盲目崇拜，在寻找人类更开放的思维：无固定中心、以“变为本”的强调“无”的开放型宇宙观。在这种新发现之下，我不由得联想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已暗涵的这种以“变”与“无形”为特点的“道”的哲学，于是看到人类在精神追求中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目标：更开放更自由的心智。难以想象解构哲学与距其几千年时间的中国老子竟在“道”及“踪迹”一点上踏完一个圆周。这种发现使我更坚信极富智慧的东方文化有责任在新世纪中“西渐”，以补充西方文化在物质、科学方面的卓越成就。
以上说了许多自己读书的经历，目的是在补充关于“经典”的弹性与多变的认识。当传统在时间中不断发展、变化、新生时，“经典”的具体内容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目前我个人最感兴趣的著作，无论是诗、论文都是具有解构思维倾向的，但回顾自己长长的阅读旅程却不得不承认没有过去各个阶段所热爱的“经典”，自己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站的。大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小至个人的思想发展史无不是一个个临时脚印联结成的。“经典”是一块块踏脚石让我们不断地探索下去。因此我也不开一张十分学院气的20世纪“经典”的书单了，让每个文学爱好者摸索自己的途径吧。
